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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4 09:00 来源:腾讯健康

  

  中央委员会成员要认真履行自己在中央委员会内部的监督职责,坚持党性原则和党性立场,对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的纪律、危害党的团结统一的行为要坚决抵制,自觉同这些行为作斗争。要加强党性修养,强化纪律意识和底线思维,高度警惕“围猎”风险,守住公私分明的界限。

  第三,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汇报。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发挥好职能作用,监督党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肃查处违反《准则》的各种行为。

  机关党委委员徐明做2017年度机关党建工作述职报告  徐明强调2018年要做好以下机关党建工作:一是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二是夯实思想理论基础,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三是全面加强组织建设,切实将基层党组织打造成教育党员的学校、团结群众的核心、攻坚克难的堡垒;四是不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不懈正风肃纪,营造风清气正发展环境;五是持续推进纪律建设,严肃监督执纪问责,打造良好政治生态;六是以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始终,不断提升机关党建科学化水平。  新乡市委书记舒庆表示,互称“同志”是回归党的优良传统,新乡正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实施一系列举措,推进作风建设。

  ”新乡市委常委、秘书长刘森表示。全院党员干部必须把对党忠诚,向党看齐的思想体现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院提出的“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目标要求上。

  丁薛祥同志在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党中央关于组建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的决定和工委领导班子成员的任命。

    推动中国职业教育走向世界,这既是国家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内在要求,也是每个职业院校肩头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协的首要职责,也是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党的凝聚力的重要方式。

  纪工委理顺工作关系,以落实“两个为主”为抓手,从机关纪委书记配备、问题线索集中统一管理等方面强化对机关纪委的领导,实现对部门机关处级及以下问题线索的统一登记、统一管理、统一分办,着力发挥好在纪律审查工作中的统筹、协调、服务作用,指导和推动多个部门实现执纪审查“零突破”。

  全体部领导,部机关司局、驻部纪检组全体公务员,派出机构、京外直属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在京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部直属机关党委委员、纪委委员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2017年,交通银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十九大关于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按照行党委统一规划部署,准确把握国务院扶贫办、人民银行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各项要求,做到扶贫工作“五位一体”,即“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措施到位、项目到位、宣传到位”,切实做好了全年的扶贫工作,获得了社会普遍认可,荣获中银协“年度最具社会责任金融机构奖”“年度公益慈善优秀项目奖”、上海上市公司协会“金融扶贫奖”、新浪财经“2017金融企业扶贫创新奖”等奖项。

  要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努力建设中央国家机关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二是要把握一条基本原则。

    二、切实运用“两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全面增强学习本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就要争当学经典用经典,学哲学用哲学的典范,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面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武装头脑,学以致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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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4 06:56:00 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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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李宇嘉:解决“类住宅”关键在于土地市场化改革)

李宇嘉

五一小长假之前,上海市发布了《关于加强本市经营性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办公用地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商业用地未经约定不得建设酒店式公寓等“类住宅”;土地出让合同要明确商办持有比例和年限,持有期内不得转让;经营性物业要明确长期持有的比例;社区或住宅配套商业要长期持有。

这并不是一个孤例。此前在3月份,北京和广州就曾发布打击“类住宅”的一揽子政策,从销售对象(仅限企业)、设计报建(限制最小分割单位)、暂停贷款、停止项目审批等几个死角,全面堵死“类住宅”的生存空间。

“类住宅”缘何泛滥,地方政府为何要果断出手呢?

首先,商业办公(有其城市外围)租或售,都存在资金回笼周期长、利润不高的问题,商办用地建“类住宅”,对开发商而言是利润最大化和尽快收回投资的选择。

其次,互联网冲击实体商业,大城市产业升级(现代服务业贡献率超过70%),商办空间需求明显下降,商办项目很难招商,土地也很难卖个好价钱。

再次,住宅项目要配给公共服务设施,教育、医疗类设施还要独立供地。对于空间逼仄的北上广等大城市来说,住宅项目对政府和开发企业的压力较大。而“类住宅”项目不仅不需要配建公共设施,还享受住宅溢价。

最后,近年来一线城市人口涌入,住宅需求旺盛。房价“上台阶”,限购政策强化后,不限购和价格较低的“类住宅”就应运而生。2016年,北京和上海类住宅销售均价分别为每平方米29770元和25700元,仅相当于同期商品住房均价的72%和56%。由此,“类住宅”火爆就不难理解。

尽管“类住宅”客观上有生存空间,也补充了住宅需求,但其最大的问题是违反了土地用途管制、城市分区规划,造成城市生活和生产功能混杂,人为降低用地效率,并导致“城市病”更加突出。目前,“类住宅”主要集中的城市外围,本来基本规划为商业办公的区域,却集中了大量居住人口,加重了配套压力。区域内小商小贩、私立学校医院散点式无序分布,从外围到中心区的各条道路和轨交、换乘站点拥挤不堪。另外,“类住宅”泛滥导致京沪等大城市人口和空间“紧约束”政策失效。

近年来,京沪等城市在人口、土地供应上,均采取“减量发展”的政策。但是,“类住宅”以其不限购、低价格优势,成为外来人口“扎根”京沪的选择,而人口增加也倒逼城市空间扩张。

出现“类住宅”乱象,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政绩的规划。基于区域形象和短期GDP及税收政绩考核的考量,城市各区都有出让商办用地、建设商业办公中心甚至CBD的激励,但外围商办招商困难、经营困难。笔者调研,京沪深城市外围区域,商办项目除一楼底商餐饮、儿童娱乐还算景气外,二楼及以上空置现象比较严重。

监管不严是另一个直接原因。住宅销售能更快地赚钱、更快回笼资金、配套压力更少,更易于让土地卖个好价钱,部分地方政府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开发商在规划报建和审批阶段便为今后切割改造留下方便之门,而批后用途监管大多形同虚设。

不过,“类住宅”乱象真正的根源还在于用地。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很快、人口迁入很快,工业和传统商办用地的单位空间产出效率下降,用地供应理应向现代服务业及需求更大的住宅倾斜。

目前,包括一线城市在内,我国大城市40%~50%的存量用地为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不足20%,而国际大城市刚好相反。原则上,土地所有者要追求更高产出和更高地租回报,工商和传统商办用地就会被现代服务业、居住用地所替代。同时,土地用途周期(最少40年)一般大于产业周期。互联网冲击下,产业由盛转衰或被消灭的周期也缩短了,客观上存在着调整土地功能的需要。但在我国,用地功能转换并无这样的市场化倒逼机制。

对此,各地需要对用地功能进行调整,对于涉及区域规划的调整须经政府审批程序,召开听证会,重签土地出让合同并备案;另一方面,用地功能调整涉及企业转制,转作住宅要补缴土地出让金,增加公共配套支出,但原用地主体很多是国企,转制困难、无力补缴地价,很多企业往往还希望“借地生财”,导致功能转换停滞。

于是,城市外围就批出了大量工商业用地,而原有工业、商办也难以盘活,导致住宅用地紧缩,也由于外围工商业“不经济”而导致“类住宅”泛滥。

因此,解决“类住宅”,一方面在于刚性的存量土地盘活机制,以地均产值、就业人口为刚性指标,建立划拨类工业用地和园区腾退红线,触及红线的工业用地和园区一律收回;另一方面,应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少地方政府基于短期经济和业绩考虑的用地行为;最后,要加快推进制造业去产能,腾出无效占地。(作者为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旭杰 本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责任编辑:王旭杰_NO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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